故宫珍宝历经劫难，万里迁徙后终回故土

20世纪30年代，因侵华战争战爆发，当时的北平政局动荡不安。为了保护国宝，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物万里大迁徙”。大迁徙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上面有日寇飞机的空袭，背后又有日军大炮机关枪的追击。

从1933年到1944年，故宫1.3万多箱书画、青铜器、瓷器、玉器精品及古籍善本图书历经11年、行程万多里，一迁上海、二迁南京、三迁西南大后方，每一次搬迁都惊心动魄。在日寇侵华期间，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无大的损失，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一位馆长——马衡

1911年，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但仍居住在紫禁城，享受民国政府优渥的待遇。不过在随后的几年里，紫禁城内的很多国宝被清皇室倒卖，引起社会广大有识之士的不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清皇室被赶出紫禁城，并成立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招募了马衡和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对紫禁城所有文物进行鉴别整理并记录成册。

马思猛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位院长，出生于1881年，是历史上有名的金石鉴赏家，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被推举为临时理事会理事，兼任古物馆副馆长。马思猛说，从建院初期至1934年正式任院长期间，马衡不在故宫领取薪资，是义务服务。

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上的一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告急，为避战火，保证国宝安全，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文物的精品南迁。

委员会经过了一年的统计，共整理出117万件珍贵文物。1932年，故宫文物的打包工作急速展开，但是由于故宫文物太多，工作人员只能选择相对重要的国宝带走，据记载很多工作人员在挑选文物的时候，都会左右为难，为此还留下了眼泪。1933年，打包装箱的故宫文物精选经由北京站在国军护送下运往南京。

对图书、文献、古物三馆来说，装箱难度大不相同，古物馆最难：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损，例如瓷器。马衡查阅了许多资料、请教很多古玩商后，决定用高丽纸把石鼓糊起来，用棉被包扎，再捆上稻草绳，确保石鼓安全。此外，他还亲自监运一批南迁文物抵达上海。

这批故宫文物先是运去了上海，然后转运到了南京。这批文物在南京保管的时候大都没有开箱，因为这些保管人员还以为不需要多久就可以回归故宫了。可没想到这在南京一待就是好几年。

西迁

可是，国宝们没能就此安定下来。“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便奉命再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西迁”。

当时抗战全面爆发，北京故宫留存的文物遭到日军洗劫，南京的处境也是相当危险。当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的时候，存放在南京的故宫文物也被迫西迁。文物分三路运往重庆，不过运往大西南，交通很是不方便，为了保证运输为了保留这段战乱期间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迁徙的完整史料，马衡特命欧阳道达负责实事求是地记录所有文物迁徙全过程，以备将来对国家和国人有所交待。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人们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那时的故宫人也一直有一个信念：文物到哪里，人就到哪里。

除了克服运输上了困难，故宫文物保护人员还得克服文物保护的问题，南方潮湿，而很多文物是怕潮湿的环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运输途中，文物暂时都放在当地的庙宇和天然通风的山洞里。还要在天气相对晴朗的日子里，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晾晒，这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在那样一个整个国家都处于困难情况下，这批人为了保存我国历史瑰宝，都竭尽全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这批文物一直完好留存。

回归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衡主持故宫博物院复员与西迁文物东归的工作。他原本主张文物直接回北平本院，但国民政府行政院未予理采马衡的意见。

马衡心里明白，文物回迁北平故宫已无希望，面对民国政府将文物大批量运往台湾的政令尽力拖延，一直到后来交通中断，选装的文物精品最终都留在了大陆，本人也借口身体患病，拒绝赴台。

马衡有一个理念：中国一切历史留下来的文物、文献，都应该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保管，他的一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协助故宫文物迁徙也是他所亲身经历的。

北平解放后，马衡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52年调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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