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审美是如何变化的：从追求生存到追求美，人类超大脑容量时刻需要刺激

双头蛇，1400-1600年，马赛克装饰小塑像，高20.5厘 米、宽43.5厘 米、厚5厘米，墨西哥。这座双头蛇是现存的美洲阿兹特克文物中手工技艺最高超最引人注目的一件，阿兹特克人擅长运用绿松石的马赛克，蛇的形象与他们崇拜的羽蛇神奎兹特克有关，此次展出这件著名藏品未能露面

事死如生的艺术

近代的考古发掘所获，塑造着人们对远古的认知，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时代的审美风尚。18世纪下半叶，欧洲人热心远游，寻找异域之美。大英博物馆从发掘者埃尔金手中购得的帕特农神庙雕像群，被尊为至宝，雕像中所体现出的高尚理想的人体之美，曾让欧洲对希腊文化的痴迷达到了顶峰。诗人济慈两次造访参观，由此提出了他最知名的美学主张：“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后对庞贝等古城的发掘，轰动世界，成为狂嗜古物与真迹风气之始。时人发现，文艺复兴的古典美其实是人文主义者的变形，而他们要寻找“真正的”古代，催化了新古典主义的繁盛。

后宫壁画残片，800-900年，灰泥壁画，伊拉克萨迈拉。这些壁画残片出自哈里发在萨迈拉的后宫，这里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长达50年（836-883年）。研究者们推断，画像应该都是后宫中的女性

考古探索也让人们的目光深入到幽深的地下坟墓，死后的长眠中，同样寄寓着人类美好的愿望与各种审美观念，恰如大作家雨果的诗句，“死与美是两件深奥之事，里面含有好多蓝与好多黑，像两个可怕的姊妹，充满同样的谜，同样的神秘”。3件墓葬出土文物，展现了彼岸的神秘世界。

埃及化妆品调色板，公元前4000- 前3600年，泥岩。调色板用途与臼一样，用以研磨化妆品颜料，埃及人认为死后的容颜仍非常重要。调色板常被制成生活在尼罗河谷附近的动物形状

 “埃及化妆品调色板”，出土自公元前4000-前3600年的墓葬，这些调色板用途与臼一样，用以研磨化妆品颜料。调色板常被制成动物形状，原型是生活在埃及尼罗河谷丰富多样的动物群。埃及人认为死后的容颜仍非常重要，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同时期骨雕女人像，眼睛用青金石制作，或许就代表蓝色的眼妆；埃及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还会用黑色眼影画出眼线。有研究者以图坦卡蒙的面具举例，重重的黑色眼线避免了刻画眼睫毛等烦琐细节，黑色眼珠、白色眼球和眼角的几抹红色就可使这双眼睛炯炯有神。古埃及的艺术家创立了一套标准的技术与审美规则，强调线条和色彩的清晰性、形状的流畅性和几何元素的精炼性，这套规则至今还发挥着影响。

公元100-700年间，莫切人生活在今天的秘鲁，他们创建了或许是整个南美洲第一个国家组织。“莫切武士形壶”这类陶壶，在莫切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莫切文明背靠安第斯山脉，面对太平洋，在这片几乎都是沙漠的狭长地带上发展了800余年，只有考古学能让人了解这段历史，因为莫切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莫切武士形壶，100-700年，陶，秘鲁。这组陶壶高约 23厘米，多为深棕和乳白色图案，造型生动。这类陶壶在莫切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莫切人崇拜武士阶层，也许是要借其形象，彰显他们生前对勇气的重视和追逐

这组小陶雕高约23厘米，多为深棕和乳白色的图案，造型生动。莫切陶壶的形象有动物，还有祭司与武士，均呈蹲姿，如同小型的雕像，但圆把手与壶嘴可让其做水壶使用。大英博物馆采访过特纳奖的得主、制陶大师格雷森·佩里，佩里对莫切陶壶的技艺大为赞赏，制作者“拥有无比的自信”，“它们有极好的模子，看起来就如同抛过光一样。如果我想做出这种效果，很可能会用汤匙的背面去抹，而他们用的应该是某种骨制工具。他们是制模专家，有种类繁多的模具，可以反复制作同一个模子的物品。”

通过留存下来的这些高品质陶器，可以推想莫切人必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群。莫切人城市的街道、沟渠、广场与工业区规划，可以媲美同时期的罗马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莫切陶壶上，还有表现渔民驾驶大船捕捞金枪鱼的场景。当时的人口数量是如今这一地区人口的3倍。不过艺术作品往往喜欢表现战争，胜过安居乐业的工程、农业等题材。莫切人崇拜武士阶层，展览的陶壶中有一位年轻男性武士的形象，一手持圆形盾牌，一手持棒，这一武器可以轻易砸碎人的脑袋。

研究者们在考察过遗址后，再来看一组组的陶壶，形容它们更像恐怖电影。似乎是陪葬专用的陶壶，展现着在厮杀场景之后，战败的战士会被当成祭祀的牺牲品，砍掉脑袋，其余的人喝掉他的血。考古学家挖掘的一处祭祀场所，有75具在不同仪式中被献祭的男性战士的尸体，伤痕累累，少数人被剥掉了脸皮，有的人全身的皮肉剥了下来，其中一座被献祭者的坟墓中还发现了行刑工具——―根沾满人类血液的木棒。

也许莫切人是要借武士形象，彰显他们生前对勇气的重视和追逐。在遥远的东方中国人也认可，人死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事死如事生”。本次展出的“三彩文官俑”发掘于河南的刘庭训墓，制于约730年，是6对12只陶俑中的一件，这组陶俑还包括镇墓兽、动物与其他人俑，长期在大英博物馆北区的亚洲厅摆放展示。

刘庭训曾任“忠武将军迁崇信、怀音二府长上折冲都尉”，在李多祚麾下参加了剪除张昌宗、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让位于中宗的神龙政变，728年以72岁高龄去世。刘庭训托人撰写了一份赞颂其生前成就的墓志铭，确保身后能被铭记，包括文官俑在内的这组陶俑，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与荣耀。唐三彩，大概是唐朝最著名的文物，它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多彩低温釉陶器，作为用以陪葬的明器。这件文官俑用琥珀黄、绿和棕色三种釉色，长身挺立，长袍大袖，双手拱握，神情肃穆庄重。

三彩文官俑，陶，约730年，中国河南省。三彩文官俑发掘于刘庭训墓，是6对12只墓葬陶俑中的一件，还包括镇墓兽、动物与其他人俑，精美的造型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全盛期的自信与风度

在文官俑完工的时间，那时的西欧还是落后之地，由许多小国与城邦组成，政局混乱。这尊精美的三彩文官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朝全盛时期的面貌，从中能一窥社会的欣欣向荣，工艺品制造业的发达，以及帝国四海升平、声名远播的自信与风度。

艺术的全球化浪潮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发生在1450年至1650年，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欧洲人第一次冒险远离了自己的大陆，航海帝国相继崛起。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一些杰作问世，促成因素之一，就是与东方的贸易使得威尼斯成为颜料贸易中心，当地的画家很容易得到更多颜色。1602年，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将商品从远东运送到欧洲，其中便不乏艺术品。在探险家与商人的推动下，美洲大地上踏上了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的足迹，不同的文化首次相互接触与激烈碰撞，艺术的交流共振紧随其后。

艺术的全球化浪潮中，岛国日本无疑是一个有意思的案例。一出美国的音乐剧，曾这么描绘1853年的日本：“有的地方国王心急火燎，有的地方车轮滚滚向前，火车在疾驰，战争在获胜，事业在完成，都在别的地方，不在这儿，我们只画屏风，是的……布置屏风。”诙谐地表现了工业化狂潮中的欧美，对这个闭关锁国已有200多年的国家的想象，日本人不问世事变迁，只管梦幻沉醉地描画精美的屏风。

展品“日本铜镜”制作于1100-1200年，平安文化的鼎盛期。铜镜经仔细打磨，能照见脸庞，背面镀银的镜子要到16世纪才会出现。镜子背面是一对昂首展翅的仙鹤，衔着松枝，都是长寿吉祥的寓意，颈部弧线与镜身的曲线流畅契合，堪称一件对称严格、构图完美的艺术品。

日本铜镜，1100-1200年，直径11厘米。这件铜镜制作于平安文化的鼎盛期，曾被投入羽黑山神的圣池中作为祭品，其上的松鹤图案代表了长寿和忠贞

仙鹤这种鸟终身只有一个伴侣，也被认为是忠于爱情的象征，镜子可以是定情之物，《源氏物语》中光源氏就曾在远行前拿出一面镜子，诵念一首深情的情诗，赠给心爱的人。在这部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中，平安时代的贵族阶层对美的追求可谓空前绝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高度仪式化，人们赏花写诗，举办闻香比赛，服饰姿容的美被作者长篇累牍地描写。唯美至上，往往是日本人留给其他民族的深刻印象，想来也并不奇怪。

宽永十八年( 1641) ，日本幕府将平户荷兰商馆迁至出岛，锁国体制随即完成。锁国期间，长崎成了日本与外国贸易、交流的唯一窗口。除了中国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唯一被日本政府允许开展贸易的欧洲合作伙伴。展品“柿右卫门瓷象”正是在1660-1700年间由荷兰人运往欧洲。

柿右卫门瓷象，1650-1700年， 釉上 彩 瓷，高35.5厘米、宽44厘 米、厚14.5厘米，日本佐贺县 有 田 市。1644年中国明朝覆亡，日本抓住时机，在短期内便主导了亚洲瓷器产业。这件瓷象莫过于展现艺术交流全球化的完美例子。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大象这种生物，日本工匠运用习自中国和朝鲜的技术，制作来自印度的动物形象，以迎合欧洲消费者的需求，通过荷兰人的国际公司实现采购、售卖

日本的彩绘瓷器技术来源于中国。中朝日三国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文化交流中，通常是中国率先发展出高超的技术工艺，朝鲜跟进学习，最后传到日本。15世纪，朝鲜掌握了中国的制瓷技术，16世纪晚期，日本通过两次对朝战争，获得了宝贵的制瓷技术，也带走了一些陶匠。1600年前后，日本制陶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战争带来大量的劳力及技术；二是明朝覆亡后，陶瓷业在混乱中遭受重创，正陷入瓷器狂热中的欧洲市场，留出了很大缺口。日本抓住时机，陶瓷出口贸易一举取代中国，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整个欧洲市场。

瓷象通体呈漂亮的乳白色，瓷釉在身体上装点着大片图案，色彩鲜明夺目。它是只能用来装饰的摆件，但因荷兰人的垄断，卖价极其昂贵，换算成今日的货币，在当时也价值数千英镑。柿右卫门风格瓷器，得名于一位日本著名陶艺家，日本人为迎合欧洲人对东方异域风格的渴望，在中国青花瓷的基础上，增加了红黄两种精致的釉色，制作出很多奢华的瓷器，这件瓷象便是个中精品。其家族的第14代传人仍在日本瓷器的诞生地、佐贺县有田市生活工作，被日本政府评为“人间国宝”，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这件瓷象莫过于展现艺术交流全球化的完美例子。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大象这种生物，日本工匠运用习自中国和朝鲜的技术，制作来自印度的动物形象，以迎合欧洲消费者的需求，通过荷兰人的国际公司实现采购、售卖。值得一提的是，争相购买的欧洲人，最终开始自行仿制，到18世纪为止，德英法都已开始生产柿右卫门风格瓷器。第一批被欧洲人模仿的瓷器并非来自中国，竟是日本。

《神奈川冲浪里》，1830-1833年，葛饰北斋，木版画，日本。日本锁国结束后，日本绘画大量出口欧洲，深受惠斯勒、梵高以及如莫奈等一众印象派画家的青睐，崇尚日本艺术的风潮席卷欧美。《神奈川冲浪里》也因其在世界范围极高的知名度，而被推成永恒的日本的象征。这 幅名作这次没有来到国博参展，换成了葛饰北斋的“漫画”

葛饰北斋最著名的画作《神奈川冲浪里》，这次没有来到国博参展，换成了这位伟大浮世绘画家的“漫画”，意指草图。展品“葛饰北斋漫画”是其30年艺术生涯中完成的15卷习作的合集。北斋的一生（1760-1849年）中，日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都很有限。直到1853年“黑船来航”，美国佩里舰队叩关，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代在《日美亲善条约》签订后宣告结束。

此后日本绘画大量出口欧洲，曾深受欧洲版画影响的日本艺术家，如今开始反过来影响欧洲，惠斯勒、梵高以及如莫奈等一众印象派画家对其格外青睐。崇尚日本艺术的风潮席卷欧美，《北斋漫画》很快成为那里最负盛名的日本书籍。直到20世纪，渗透进欧美艺术传统的日本风格，仍在影响着纯艺术与实用艺术。而《神奈川冲浪里》，也因其在世界范围极高的知名度，而被推成永恒的日本的象征。

艺术的传播互动，就是这样交错而难以预料。1880-1886年间的“索维面具”，由木头和棕榈叶穗制成，是西非的塞拉利昂的桑德社团在化装舞会表演时所戴。它表现了当地人的女性审美和渴望丰产的思想。这类面具通常都采用欧洲大礼帽的样式。19世纪后期，欧洲人到来后，非洲人痴迷于欧洲服饰，恰如欧洲人喜欢在时尚中融入充满异域情调的非洲文化。就连冲突之中也存在着融合。19世纪早期，苏族仍是北美平原上最大的土著族群。到19世纪晚期，苏族与美国军队冲突激增，战争时有发生。这一过程中，美国旗帜倒成了苏族艺术中一个流行的装饰图案，用来象征土著战士所缴获的战利品。“苏族儿童服饰”，是一件用鹿皮、琉璃、肌腱、丝绸、铁、锡缝制的儿童斗篷，左右胸上对称绣着美国旗帜和堡垒，纪念战士的勇敢和反抗精神。

自由表达的现代艺术

在西方，画家和雕塑家最早被当作匠人看待，地位并不高。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将他们归于技术工人，崇拜艺术品，但并不崇拜艺术生产者。中世纪，人们常把美妙的作品归功于天使或圣人路加的神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观念开始普及，对人性和人类活动的成就给予最高敬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伟大的艺术家的横空出世，使得艺术家不再被当作匠人。教会与王室曾是最大的艺术赞助人，一度左右着艺术表现的内容和形式。18世纪以来，艺术家日益不必屈膝仰仗他人，传统的赞助人与宫廷画家逐渐消失。时代越往前发展，个人化的艺术表达就越丰盈，20世纪一开篇，艺术思潮更是如同万花筒般不断涌现，立体主义、野兽派、表现主义、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现代的艺术家以独立的思想与敏锐的洞察力，表达和影响着社会。

《两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孩》，1966年，霍克尼，纸本版画，英国。画作以简明的风格描述同性间的亲密场景。霍克尼是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艺术家，他的画体现了艺术家如何将私人体验转化为社会性的公共表达

展品《两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孩》是画家霍克尼作于1966年的一幅版画，以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的一首同名诗作为蓝本而创作。画中寥寥数笔，黑色的线条勾勒出墙壁和毯子，两个年轻男子赤裸并排躺在床上，毯子盖住下半身。霍克尼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在创作版画时，英国议会正在起草一份使同性恋合法化的议案。当时英国同性间的性行为仍属犯罪，对同性恋的迫害频仍，霍克尼选择在美国加州与英国两地生活。

霍克尼的画，在那时的英国被认为是大胆甚至挑衅。而相比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著名的沃伦杯，一件公元10年左右罗马人制作的银杯——在当时的罗马，同性爱十分平常——霍克尼其实含蓄得多。他的画，体现了艺术家如何将私人体验转化为社会性的公共表达，“我觉得我该这么做。这是我的一部分”。他不喜欢沉重的表达，认为这一系列14幅铜版画是欢笑与歌唱。20世纪60年代确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避孕药的发明，以及争取同性恋合法化，都发生在这轰轰烈烈的十年。

艺术在20世纪进入一个实验时代，意图突破之前已有的艺术形式的界限。比如雕塑，可以不再是传统的刻凿敲打、塑形倒模，而可加入观念，融入各种形式的可能。此次展出的艺术家桑托斯的雕塑《母亲》，一个抽象提炼的女人形象，是由枪支改造而成！扎头巾的母亲拎着的手袋，就来自一把AK47的弹药匣。

《母亲》，2011年，菲耶尔·多斯·桑托斯，金属、塑料、骨、木，莫桑比克马普托。这件雕塑由1976-1992年间莫桑比克内战中废弃的武器制成，产生于1995年的“化武器为工具”行动，旨在鼓励莫桑比克人用枪支换取工具，表达对和平的期许与守望

这一“超混搭”的创意，归属于1995年迪尼斯·森古雷恩主教在莫桑比克发起的“化武器为工具”项目。长达近20年的莫桑比克内战，使得10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当1992年和平终于降临，人民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数不胜数的枪械，同时保证它们不会再被使用。“化武器为工具”项目得到政府的支持，赦免并鼓励交战双方上缴枪支，换取实用的工具，比如自行车、缝纫机和农耕器具。首都马普托的一群艺术家，又有了一个创意，将废弃的枪支做成雕塑，《母亲》便是其中的一件。枪支提醒着人们战争的伤痛，被象征着温爱保护的母亲形象所化解，表达的是对和平的期许与守望。这可谓现代艺术点石成金的力量。

艺术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途径。曾有生理学家用“人类拥有很大的脑容量，需要刺激”，来解释人类对艺术不停息的欲望。纵观艺术史，人类充满好奇、活力与创新，一路在探索，恰如19世纪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所说：“只要是艺术所应得的，人类社会便不吝给予。”

（参考资料：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翁贝托·艾柯《美的历史》、史蒂芬·法辛《艺术通史》、玛丽琳·斯托克斯塔德《艺术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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