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历史专访朱淑君：热心著写冷门史

全历史专访

专家访谈、深度阅读、纵深历史

朱淑君/ 华文出版社 / 2021-3-31

本期采访老师：

朱淑君，安徽含山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日常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致力于通俗文史作品创作，多家网络平台的签约作者，个人文史自媒体品牌“朱言文史history”全网阅读量逾1亿，多次获得今日头条“年度历史头条号”荣誉。已出版《牛人袁世凯》《庆亲王》等。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之中，五代十国可谓冷门之冷门，在断代史里也常被视为隋唐的附属品，您因何要为这一冷门时代著史？

五代十国前期分布图

朱淑君：如果要追溯我个人对于五代十国历史的兴趣，其实要从读大学的时候开始。记得大一初入历史系，在学习古代史课程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想去阅读“二十四史”，《新五代史》是这个系列里篇幅最小的，我也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最容易入手的，于是乎，懵懵懂懂地真的开始看了，最后也是稀里糊涂地看完了。

虽然后来我个人的科研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清末历史为主攻方向，但是五代十国历史似乎总能作为我个人学术科研的一种观照。近代中国处于一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烈转型中，是新旧秩序转换的一种过渡时代，甚有所谓“五代式民国”之类比。

在一般的历史认知中，唐朝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巅峰期，陈寅恪先生又说过中国文化“肇极于赵宋之世”，而处于唐、宋两个夺目时代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就显得暗淡无光，甚至被认为是历史的至暗时期。

然而这个被人忽略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唐宋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混乱中孕育着变革，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夜，并不应该被忽略或遗忘。无论是军政制度，还是社会经济，又或是文化艺术，五代时期都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期。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五代，也便没有日后的宋元制度和文化。

《卓歇图》（局部），五代辽朝的胡瓌所绘，叙述契丹族的可汗、阏氏和他部下于出猎后围地饮宴的情况。

这个所谓的“乱世”同样也是一个英雄、枭雄辈出的时代，从英雄天子李存勖到至死抱憾的“明君”柴荣，又或是充满才情的亡国之君李煜，这些极富魅力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

无论是从制度与文明的考察，还是从叙事魅力的角度，这段历史都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品读。

在《廿二史札记》里，赵翼写道：“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说它是“开辟以来，一大劫运”。多数读者印象里，五代十国是兵荒马乱和生灵涂炭的代名词，您会用哪几个关键词概括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后期分布图

朱淑君：赵翼的观点基本能够代表传统史家对于五代十国这一时期的基本价值判断，即灾难性的乱世，兵荒马乱、生灵涂炭之类的词汇是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可否认，战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王纲解纽、唐失其鹿，枭雄四起，而千万黎民变成为霸权争夺的牺牲品。

但是，这个时代并不仅仅只有战乱。如果让我归纳，“瓦解”必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首先，唐帝国的天下体系因大战乱而瓦解，不仅是有形的制度体系瓦解，更是无形的文化层面的世界帝国走向终结。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图中表现出南唐宫廷或文士生活。

再者，五代十国亦是一个传统中古中国身份制社会体制瓦解的时代，一些旧时代的底层人在大乱世中获得了逆袭的机会，这种逆袭的基础就是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战争和杀戮则是代价。被王夫之称为弑君而“公然为之而无所掩饰”的朱温出身于乡野底层，独霸关中数十年的李茂贞也是，割据蜀中而与后梁平起平坐的前蜀皇帝王建也是底层出身。倘若不是旧帝国大厦崩塌，这些人大抵都是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沉默大多数。

除此之外，“南北”同样也是我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隋唐至于五代十国，同样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和南北殊途的关键历史时期。尤其是五代十国，北方陷入长时期的战乱中，而南方割据的“十国”虽然也有战争和政权更迭，但是整体较之北方则显得安定和平得多。

北方诸朝政权，其治国模式突显得军事性和掠夺性更强，而南方诸国政权很多体现了超越北方的重商主义精神。这或许是日后长时段中，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的南北殊途的重要原因。

在《读通鉴论》里，王夫之把五代君主贬斥为夷盗之辈，您认为果真如此吗？五代十国时期，有哪些被后世低估的人物？

朱淑君：王夫之处于明清易代的转捩时期，对于历史的看法往往会带有时代的特征，持“夷夏之辨”的他自然会把五代君主视为夷盗之辈。

王夫之画像

抛却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立场，王夫之也确实说对了，五代之君主有的出于外族，譬如所谓“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都是出于沙陀部族，而沙陀又是突厥别部。不仅是北方，南方十国政权中也有外族君主所建，立国于岭南数十年的南汉帝国，其奠基人刘谦就极有可能是大食人或波斯人。

除了外族君主，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更突出的特征就是原先处于底层的一些人在大乱世中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甚至称王称帝。譬如朱温，从加入黄巢大军到灭唐称帝，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民—盗—藩镇节度使—帝王”的转型。再如建立南吴王国的杨行密，出身庐州农家，20岁的时候“亡入盗中”，后来被官军招安，实力渐次膨胀，最后利用淮南道的政治混乱，成为割据东南的一方霸主。

在五代十国中，可能是囿有欧阳修《新五代史》界定的“五代十国”叙事框架，一般人对于既非“五代”，又非“十国”的一些历史人物并不怎么重视，然而这些人或在当时，或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曾经割据于华北地区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建立的桀燕政权，一度令朱温、李存勖这些大佬都非常头疼。

再举一些在主流史学中几乎被湮没的历史人物，在唐末大乱之时，党项部族首领拓跋思恭通过协助唐朝平叛，逐步壮大了势力，还获赐李姓，最后也成为一方藩镇，即定难军节度使。在经历唐末五代激荡之中，夏州李氏逐渐坐大，经过李思恭、李思谏、李仁福等人的经营，最终成为五代诸朝都难以解决的西北强藩，而领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夏州李氏割据势力的形成和壮大，即为日后西夏王国建立的基础。

王仲荦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苛政暴政都不算长，经济有所发展，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一环，您如何评价十国（北汉除外）在南方的统治？

朱淑君：诚如王仲荦先生所言，相较于五代的武夫政治而言，南方十国（北汉除外）的治理确实相对温和，经济发展也确实比较好。在北方战乱的情况下，南方诸国大体能保持和平稳定，这一阶段确实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

总体而言，南方诸国在治理层面都能做到相对地体恤民力，重视经济发展和人文教化。譬如南唐建国之初，烈祖李昪就非常重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不仅是经济层面，南唐文教昌明，“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风采”。

前蜀高祖王建石像

与南唐类似，出身底层的武夫王建，在建立前蜀政权之后，却能很好地向文治转型，并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王建治理下的前蜀则是“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的繁荣富足。

赵宋一统之后，为了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往往会对南方诸国政权进行污名化叙事，譬如后蜀、南汉，而这些政权的内部治理却是相当成功的。被宋人史书描绘得极为昏暴的后蜀孟昶其实是一个“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的人，开创了后蜀文治之盛。北宋灭南方诸国之后，得诸国藏书，其中“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文化昌明，经济更是繁荣，“蜀中百姓富庶”，“金币充实”。

与北方传统的农业帝国治理模式不同，南方诸国很多都非常重视商业贸易，其中包括海外经贸。立国于岭南的南汉刘氏帝国，就依靠海运转口和广州蕃舶之利，获得了巨额的经济财富。奄有两浙十三州的钱氏吴越王国也是一个较为安定富庶的政权，“民免于兵革之殃”，钱塘富庶盛于东南。

低调务实的王审知在建立闽国政权之后，从未与外邦发生战争，境内一片升平。王氏闽国的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以及印度、三佛齐、阿拉伯等国家，皆有商旅往来。在宽松政策和外贸刺激的作用下，闽国都城福州已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的繁华都市了。

沙陀人是五代十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后梁、后唐、后汉君主与麾下将领多为其族。他们从何而来，最终归于何处？他们为何能够举足轻重？

唐朝古画上的沙陀人形象

朱淑君：沙陀在诸多古籍中都被视为是西突厥的一支，其记载主要见于《通鉴》、《新唐书·沙陀传》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有关人物传记。沙陀是西突厥属下的处月部的分支。沙陀原是地名，而非族名，只是由于处月居于“金娑山之阳，蒲类(今新疆巴里冲)之东”，此处“有大碛，名沙陀”的缘故，而将这一支部族名为“沙陀”。

在唐初太宗和高宗时代，唐朝与西突厥几番战和之后，处月部被安置于今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设都督府，以其首领拔野为都督。

唐德宗贞元中，沙陀历史上重要的领袖朱邪尽忠出任都督。贞元五年（789年）冬，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贞元六年（790年）六月，北庭沦陷，“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

然而沙陀人一直在唐初与吐蕃之间摇摆。在唐振武节度使范希朝的策动下，元和三年（808年） ,朱邪尽忠及其长子朱邪执宜共同商议，决计脱离吐蕃的控制。他们率领沙陀人众部落三万循乌德犍山东行，边走边与追击的吐蕃人作战。

最终，酋长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身负重伤，只剩下骑兵两千余人、战马七百骑、杂畜千余头，辗转来到了灵州(宁夏灵武西)。

唐朝政府将沙陀人安置于盐州(大致在今陕西定边及内蒙古盐池县境)，并设置羁縻性质的阴山府，授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其弟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元和四年（809年），范希朝从振武节度使专任河东节度使，坐镇太原，沙陀部族随之继续东迁。迁徙至河东的沙陀人一部分被安置于神武川的黄花堆(今山西应县西北)，一部分被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定襄县)。

河东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西接长安，南临汴州，北捍蛮夷，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迁徙至此的沙陀部族将会以此为基业，搅动天下风云。范希朝对于手下的沙陀人，也是做到了人尽其才，“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建立了一支骁勇彪悍的沙陀骑兵。沙陀部族在唐帝国内部合法的军事化似乎有利于唐军武力的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助长了沙陀势力的发展。

沙陀人在进入唐朝境内后 就成为了帝国倚重的军事力量

后因协助唐朝镇压庞勋兵变，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又迁为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赐姓李氏，名李国昌，“预郑王属籍”。沙陀李氏集团势力渐次膨胀，乾符五年（878年），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在云州发动斗鸡台事变，残杀了唐朝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沙陀李氏的反叛遭到了唐朝的军事报复，在唐军的围剿下，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部众溃散，逃入鞑靼部落，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

按理说，沙陀李氏不可能再有翻盘的机会了。但是，唐末黄巢之乱给了沙陀李氏复兴的机会。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为了动员各方资源对付黄巢集团，唐廷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下诏赦免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

在平叛的大旗下，沙陀李氏集团进入了复兴和壮大时期。李国昌死后，李克用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经过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两代的经营，沙陀李氏从异族军事集团到强悍藩镇，最终还建立了后唐帝国，甚至一度很有希望重建大一统帝国。

后唐虽然经历过从李存勖到李嗣源，再到李从珂的皇权血统转移，但整个政权依然是沙陀李氏集团控制。五代之中，除了后唐，后晋石敬瑭和后汉刘知远也是沙陀部族出身，这三个王朝在历史上被称为“沙陀三王朝”。

依靠战功而获得威望与赏赐的李克用

如果从唐末的民族观而论，沙陀人或被视为非汉族文明的异族。但是，这三朝政权却都推行汉化政策。李存勖本人通晓音律，致力于复兴唐制，常以太宗自居。武夫出身的李嗣源虽然更多代表代北武人阶层，但是也并不反对汉化。石敬瑭和刘知远的汉化水平虽然不及李存勖，但却也标榜是中原汉人名家之后。可以说，沙陀部族的上层精英人物是主动汉化的。在后汉灭亡之后，长期统治中原地区的沙陀人渐渐同化于汉人之中，其突厥民族的色彩早已泯灭。

灭唐朝篡位的后梁太祖朱温

唐末的庞勋兵变和黄巢之乱彻底摧毁了“安史之乱”后唐廷与藩镇共治的脆弱局面，无论是唐廷，还是传统藩镇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新的军政力量开始崛起，其中有朱温那种“盗贼”转型，也有李克用这种异族军事集团。正是因为处于大动荡的转型时代，原本就有铁骑军事优势的沙陀人才能在日后的军政格局中渐渐凸显，甚至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代，比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线索，让众多读者望而却步，您如何理清其中的历史脉络？有什么窍门可以分享吗？

朱淑君：确实，在大分裂、大动荡的乱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会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状态，令读史者陷入一种毫无头绪的茫然之中。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普遍性的方法或窍门。

仅就五代十国而言，我个人有一点经验可以谈谈。在某种程度上，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体制瓦解的产物。不论是五代，还是十国，抑或其他不在此系列的割据政权，其实都可以视为唐末藩镇的转化。

抓住了藩镇演化这个主轴，其实就不难掌握每一个政权发展演变的线索。在掌握各个政权演变线索的基础之上，再将每个政权内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厘清，便不再是很难的事情。

个人觉得，所谓的技巧或窍门都是次要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去阅读传统史籍才是把握历史脉络真正的门径。以五代十国为例，阅读新旧《五代史》是搭建这段历史整体认知框架的基础，《资治通鉴》相关时段内容的阅读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五代十国历史时期整体历史全貌。

编辑说明

排版 / 壬末

校对 / 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