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胡锡进是“复杂中国”的报道者

南方人物周刊201121期封面

胡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胡锡进（梁辰 摄）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摄）

　　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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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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